在知识的推进和应用被工业化的时候，教育却不应当走这样的路。

知识已经专门化并且变得实用了，从知识的推进和应用来看，它们已经有了大量的产品。

基金会、研究所和大学都可以被视为是推进知识发展的工业。总体上看，它们都十分有效率，标准还在继续探讨，真理时有发现，产品的质量也没有下降。

希望从社会或政治上证明知识工业的正当性，这种愿望可能不利于知识采取恰当的标准，但这只是可能，此处无须论及。

知识的工业化仅仅意味其雇员的职业化，涉及不到知识工业的产品。

知识还很容易被市场化，以便被公众使用。知识的市场化确实是教育的一个部分，但肯定不是教育的全部。

目前大学和学院的一般方式是大班授课、记笔记、考试和修学分等，似乎把教育与知识的市场化混淆了。

教育不仅要为青年人未来谋职做准备，更要培养他们成为独立的、有辨别力的个体。

知识的市场化还能在追求利益的动机下被工业化，大学和学院可能被认为是这类工业的最佳部分。

这里没有反对工业化的意思，但也不能认为这就是教育的全部，因为教育所涉及的范围远不只是专门化和实用化了的知识。后者有助于提供谋生手段，却不能帮助人们校订自己的生活方向和丰富他们的生活。

教育的本质是个体的发展，它的消极作用是防止青年人反社会，积极作用是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。

教育不应当被工业化，严格地说，它也不可能被工业化，因为独立的个体是不可能批量生产的。

知识已经变成了欲望和情感的奴仆，我们越是把知识的解析等同于教育，就越可能使欲望和情感停留在原始的和无知的状态，使知识变成满足欲望和情感的工具，同时使我们的欲望和情感变得比蒙昧无知的时代更难于控制。

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个性，消除野性，使人变得坚定；是在冲突的人生需求之间建立平衡，养成某种节操以便自我控制其他方面；是修养本性从而使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教养和有文化的内涵。

价值观念必须自觉地接受，信仰必须自觉地皈依。

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教育应该灌输价值或观念，但是，教育肯定应当对价值和信仰加以分辨，应当鼓励青年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，使他们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是什么，并确信自己无愧于天地。

当一个人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感到愧疚时，他要么退回去，承认人是动物；要么陷溺于复杂的心境，无一刻安宁。

为了求得可信的知识，怀疑是必要的，是具有引导作用的。但是应当把它局限在思想和观念的领域，如果把它推行到价值和信仰的领域，它只会使人放纵情感，或者使他的情感与理智冲突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有不少是情感放纵主义者，对于他们而言，生活最好只是“娱乐”，一个被“娱乐者”主宰的世界难免令某些人，例如亨利·亚当斯感到可怕，转而指望从13世纪的大一统中获得安慰。

我们不是在鼓吹任何特殊形式的大一统，我们所坚持的只是，通过教育，人们应当学会安详，能够毫无愧色地宣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信仰，因为正是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在推动着他们的生活。

那些放纵情感的人无论在自己选定的职业中取得多大的成就，他们对于民主制度都或多或少是不利的因素。在他们投票的地方，重大决定要么是任意做出来的，要么根本做不出来。

一种全面的通才教育是必要的，这种教育应当包括对价值观念的辨别和对信仰的毫无愧色的宣称。

对知识进行分析仍然是必要的，为了这个目的，现行的课程设置应当继续保留，但应当补充自由的，随意的却是严肃的讨论，对理想、信念、价值、欲望、爱好、隐含的假设、爱和恨、喜和怨等进行讨论。

从事教育的教授应当不断地与学生接触，在实际生活中为他们做出榜样，无论是否自如，无论是否成功，教授们所讲的应当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观。

出于知识市场化的目的，大学的规模已经扩大了，然而大学应当建立众多的小学院，配置各自的导师，目的是引导青年人通过一个缓慢的学习过程成长为一个人。

所有人文学科都应当用来丰富年轻人的性格，正如各种可靠的知识都应当用来丰富他们的头脑一样。经费的问题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
必须强调的是，无论一个人将来想做什么，无论他想当工程师还是医生，想当银行家还是码头装卸工，想当音乐家还是物理学家，温和而庄重的仪表、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发自内心的愉悦都是他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，这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。

人们普遍对优雅的观念感到厌烦。也许是因为以现时的标准来衡量，这个观念太苍白、太随意，不能以原则来处理它，在一个普遍务实的世界里显得太不真实。

我们对优雅观念的评价是否恰当，这里无须断言；平等对于法西斯才是恶，而对于民主制度则是善。

只有把平等与优雅结合起来，我们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，成为我们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的主人，这样，知识和权力才不会被用于破坏。